在面對當下許多新興的、鮮活的藝術現(xiàn)象和藝術思潮麻木不仁、黯然失語的同時，今天的中國文化藝術界又陷入了一場集體懷舊的“造神”運動之中。先是查建英的《八十年代訪談錄》拉開了這一“造神”運動的序幕，緊接著，甘陽重印了他主編的《八十文化年代文化意識》，給關于八十年代的那些有點煽情的懷舊情緒追認了一個合法化的學術外套。在美術界，則是將發(fā)生在二十年前的“八五”美術新潮神話、精英化與殿堂化，進而用學術加以包裝、托殼上市，使其成為瘋狂畸形的藝術市場上奇貨可居、待價而沽的奢侈消費品。盡管對已經淪落為“賣場”的中國當代藝術界來說，與市場、資本和權力的勾肩搭背、同流合污早就不是什么新聞，但最近一段時間關于“八五”神話的廉價炒作和叫賣，實在是讓人看不下去了。說白了，“八五”美術在今天的突然走紅無疑與今天藝術品市場的飆升有關，與資本市場、商業(yè)利益的操盤有關，而與公正、理性、客觀的學術評價無關。坦率講，我并不反對在中國美術史上已經成為經典的那些“八五”美術作品獲得它應有的市場追認，但這種市場追認必須以公正、理性、客觀的藝術批評為前提。用個粗俗的比方來說，就是你不能“既要當婊子，又要立牌坊”，在資本市場與藝術自由之間來回通吃，盡管資本與藝術之間并非水火不容的兩極，但是它們之間畢竟還是分屬于兩個不同的領域。換句話說，對藝術作品的評價應該遵循它自身的規(guī)律。不能因為岳敏君的同一件作品，昨天買出的是一萬元，而今天被拍賣行拍到了一千萬元，你對這件作品評價的立場就發(fā)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這樣的藝術批評實際上是一種變色龍式的批評，缺乏起碼的學術操守。只是商業(yè)神話和市場泡沫大大小小的幫閑和幫忙。魯迅先生曾言：幫閑奴才，幫忙走狗。中國當代藝術批評獨立品格和學術規(guī)則的建立，必須和種種形形色色的“幫閑”和“幫忙”一刀兩斷，注重草根民間與地方性的知識話語，保持對權勢和體制的批判精神，與中國當代社會急劇變化的現(xiàn)實同步，以理性、客觀的知識學立場，從變化的現(xiàn)實關系中構建嶄新的批評話語。所以，我認為關于“八五”神話這個話題，也必須放在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所說的“除魅化”這樣一個前提下才能進行公正客觀的討論。
誠如有些批評家所說，發(fā)生在二十多年前的“八五”美術新潮是一場和中國社會變革同步的思想啟蒙運動和解放運動，它也是中國藝術自主現(xiàn)代性重建發(fā)展過程的一個環(huán)節(jié)。同時，“八五”美術新潮更是一場在意識形態(tài)對抗開始解禁的文化社會背景下，以西方現(xiàn)代藝術作為參照的集團式的現(xiàn)代藝術運動。所以雖然“八五”現(xiàn)在過去了二十多年，但是“八五”時期的那些藝術家執(zhí)著追求藝術理想的激情，和他們?yōu)橹袊囆g現(xiàn)代性重建所做出的開創(chuàng)性貢獻，今天仍然讓我們感到欽佩。
隨著近些年來藝術的商業(yè)化進程和藝術市場的火爆，曾參與“八五”美術革命的一些碩果僅存的藝術家成了名利雙收的既得利益者。索斯比拍賣行最近公布的藝術家作品拍賣價格排行，中國當代藝術中的好幾位藝術家進入了前十名。像張曉剛的作品，拍賣成交價都在幾百萬美元。與國際上一些頂級的藝術家平起平坐。藝術市場如此瘋狂地追捧這些藝術家，是這些藝術家當初都沒有想到的。張曉剛、劉小東、曾梵志等藝術家都表示過自己的憂慮和不解。與此同時，“八五”二十周年之際，各地都在舉辦紀念“八五”的活動或展覽，這些活動當中，由費大為在北京798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策劃的“八五新潮”是一個引發(fā)廣泛爭議的展覽。
尤倫斯伯爵是比利時的一個藝術收藏家，熱衷于中國當代藝術收藏。據(jù)說他投資了幾千萬人民幣來建立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和做這個展覽。策展人費大為是“八五”時期中國現(xiàn)代藝術重要的批評家，由他來策劃這個展覽應該是名副其實的。但是看了費大為在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策劃的關于“八五”的展覽，給我的感覺就是，一進去有種說不出的腐敗味道，像個停尸房。沒有歷史的現(xiàn)場感和文獻感，一切都被雅皮化，神圣化啦，當時那些鮮活的東西變成了一種高高在上的殿堂式的東西，這是一種自以為是的偽貴族心態(tài)。有人講，這是一個“八五”的英雄榜。我說，不對，這完全是一個停尸房、是一個僵尸展。我覺得，中國當代藝術的歷史到現(xiàn)在，也就二十來年的時間，由“八五”開創(chuàng)的中國當代藝術的“現(xiàn)代性”建設現(xiàn)在才開始起步，藝術的“民主化”才剛剛開始，這是一個“除魅化”的時代，但是一些人已經開始在重新神話那個時代，重新神話那段歷史了，極端神話的結果其實就是妖魔化，這背后隱藏的仍是一種話語的專制與暴政。我覺得這是非常危險和非常不好的一種現(xiàn)象。所以我們今天來重新討論“八五”這樣的問題，也就是以今天藝術面臨的問題向歷史提問，因為叩問歷史是解決當下問題很重要的一個向度。
二十年多前，散落在中國內地各個城市的藝術青年和藝術愛好者，為了爭取藝術的自由表達的權利和藝術創(chuàng)作的自由，以血肉之軀投身于中國的現(xiàn)代藝術運動。這些人是真正的理想主義者，現(xiàn)在回過頭去看他們關于那個時代的回憶、記錄，像徐曉的《半生為人》，就非常感人。“八五”時期西南現(xiàn)代藝術重要的藝術家毛旭輝就跟我談過，他們那個時候真的是青春熱血，把藝術看成是實現(xiàn)個人自由的一種手段。因為在一個文化專制主義的時代，藝術只有一種表達的管道，只有一種意識形態(tài)的聲音，那就是集權和專制的聲音。所以一個藝術家要在這樣一個體制之內，去表達個人的聲音、個體的聲音和獨立的聲音幾乎沒有可能。美協(xié)掌控的全國美展的遴選模式其實是一種話語權，當時的“八五”新潮，他們反抗的就是這種一元化的、專制的話語霸權。他們的反抗其是被逼無奈的結果。張曉剛、毛旭輝他們幾次送作品參加全國美展都遭遇了落選的命運。這使我想到，當年莫奈他們組織印象畫派展實際上也是落選“沙龍”后不得已的選擇。我覺得美術史上所有的革命性的姿態(tài)或者革命性的行動，他們采取的方式都是大同小異的。歷史驚人地相似。所以當初的“八五”美術運動，就是想在話語權利專制的體制下撕開一條裂縫，讓各種具有生機的東西展現(xiàn)出來、自由的生長。“八五”美術革命直接導致了今天藝術的自由化、多元化和開放性，開啟了一個藝術民主化的時代。這是毋庸爭辯的歷史事實。今天我們回顧八五，應該更加緬懷這種獨立品格和自由精神，面對一個強大的話語專制體系以身體和血肉之軀作為反抗的代價，這種野性的、生動的身體沖撞和身體活力也是中國當代藝術自我生長的動因之一。“八五”美術革命要實現(xiàn)的目標就是人性的解放、觀念的自由，就是基于身體暴動之上的思想解放。但是我們非常遺憾地看到，中國當代藝術發(fā)展到今天，市場改革的多元化并沒有帶來思想的多元化，相反，行會保守主義和資本市場體制的雙重監(jiān)控為思想解放和藝術與心靈的自由設置了許多障礙。中國的革命者，他們最后都“只反貪官，不反皇帝”，都被招安到一個他們以前厭惡、反對的體制之下。
今天的中國當代藝術體制越來越傾向于與商業(yè)霸權合謀。尤倫斯的展覽就是意識形態(tài)和商業(yè)合謀的產物，因為他選擇的藝術家不見得是最有學術性、最有代表性的，但肯定都是賣得最好的，或者說就是中國當代藝術的“標準像”。但這個責任不在藝術家本身，藝術家是被選擇的，是被策展人選擇的。所以費大為策展的理念的確透露出一種機會主義和犬儒主義的心態(tài)。也就是說當“八五”美術革命最后被弄成一個像停尸房一樣的展覽的時候，它原先的那種生機和活力就已經喪失殆盡。把一個東西從它的原初到環(huán)境中抽離出來，使之殿堂化、貴族化、精英化、神化，最后的結果就只能是妖魔化！
我并非反對人們去講述歷史，而且我一直覺得中國當代藝術的發(fā)展，應該最大限度地尊重歷史，重塑歷史的文脈。講述歷史有很多方法，從歷史敘述的角度來講，我們很難講誰的講述是真實的，因為“真實”本身是很難被界定的，因為它跟語義、語境有關，所以我們不能抽象地講這個真實、那個不真實。歷史的真實必須還原到事件、人物當時所處歷史文脈中的上下文才有意義。另外，歷史的真實必須考慮“現(xiàn)實的針對性”。英國哲學家、歷史學家科林伍德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中國古人也講：觀今亦鑒古，無古不成今。這就是說，古今是有一個通道、有一個流向的。那我們怎么去還原這個事件呢？比如“八五”這個事件歷史的真實，每個人的講述都有他的合理性，到底哪一個人的講述更真實呢？我覺得作為一個批評家，他一定要考慮的是問題的現(xiàn)實針對性。今天的中國當代藝術越來越傾向于一個體制化的東西，越來越像當年“八五”新潮反對的美協(xié)，也就是說，“八五”美術革命當年反對的東西，現(xiàn)在變成了他們拼命去維護的東西。這是一個悖論，是很矛盾的一種東西。比如，當年“八五”新潮講，我們要自由、要草根、要身體、要血性... ...，而今天又回復到精英化、專制化、貴族化、體制化和商業(yè)的媚俗與投機主義！所以說，我們去探究還原一個歷史問題的時候，要考慮它的現(xiàn)實針對性是什么？今天的中國當代藝術有一種行會保守主義習氣，當代藝術搞成了“黑社會”，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關于“八五”的展覽是給誰看的？！沒有活力，沒有野性，只有殿堂化和精英化過后的那種停尸房里的福爾馬林的氣味。所以，這種缺乏筋骨與血性的行會保守主義只能向市場媚俗，全面向市場投降、向商業(yè)投降，這是一個非常不好的傾向。
歷史的講述有各種各樣的方式，不能只有一種費大為或尤倫斯的講述方式。這使我想到馬克斯•韋伯說的一句話，他說，今天這樣一個時代實際上是一個“除魅化”的時代，所以我們絕不可以去重新去裝神弄鬼，不可以立場鮮明地灌輸信仰，去“造神”，去充當公眾的精神領袖，而是要盡力做到“知識上的誠實”，“在今天，一個以學術為志向的知識人，絕對不可以再去充當新時代先知的丑角，它應當做的，也是唯一能夠做到的，僅僅是力求保持頭腦的清明，并努力傳播這種清明。”（《以學術為業(yè)》）今年十一月宋莊藝術節(jié)期間，我在宋莊也看了另外一個展覽《當代藝術青島夢》。北京的《新京報》等媒體拿這個展覽來對比尤倫斯的展覽，說是貴族PK草根。的確，梁克剛策劃的這個展覽更草根、更江湖、更原始、更有野性、也更有活力，他盡量還原當年的歷史現(xiàn)場，同時以一種平和的、平民的立場和一種緬懷之情來重塑歷史。這點與尤倫斯的展覽形成了很鮮明的對比。所以我特別同意老栗為這個展覽寫的前言里的一句話：立場更重要！一個展覽花了多少錢跟藝術沒有什么關系。
2007年12月1日于昆明
【編輯：葉曉燕】
管郁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