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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祖道 社會學攝影60年紀事

來源:新京報 作者:金煜 2009-03-19

  

  跟隨潘光旦、費孝通從事社會學調查 堅持紀實風格攝影記錄農村變化

  ■ 人物名片

  張祖道,攝影家,1922年生于湖南瀏陽,1945年入西南聯(lián)大社會學系就讀,師從潘光旦、費孝通,后畢業(yè)于清華大學社會學系。1949年參軍,1952年起任《新觀察》雜志攝影記者。1985年當選為中國攝影家協(xié)會理事,1987年離休,現居北京。2007年出版影集《江村紀事》。

  87歲高齡的張祖道走起路來疾步如飛,談起話來能不停地講上幾個小時,如果不是提前查閱資料,真是很容易忘了他是如此高齡的老人。

  張祖道做了60年的攝影師,像他這把年紀出了名的中國攝影人,往往不是專拍領袖的“紅色”攝影師,就是風光攝影師,這樣看,他實在顯得有點“另類”。

  張祖道畢業(yè)于清華大學社會學系,師從潘光旦、費孝通等中國社會學精英,陪伴潘光旦進行了土家族民族調查,五隨費孝通“重訪江村”。從學生運動到田野調查,注定了他社會學角度的紀實攝影風格。

  張祖道年輕的時候,并不知道自己拍的是“紀實攝影”,他簡單平實的攝影風格還被不少人批評,但是,半個世紀以來,中國的攝影風轉了幾圈,他始終沒有隨大流,堅持拍自己的照片。

  新時期開始,社會學界和攝影界對張祖道給予重新評價,他的照片,不僅給潘費二人的社會學調查留下了一筆極其寶貴的圖像資料,也在中國攝影史中留下了一串特立獨行的腳印。

  學攝影 從西南聯(lián)大到清華

  1944年12月,我考上了西南聯(lián)大的先修班,半年后入了本科。我這一生,什么都是趕末班車,那一年,我正好趕上了西南聯(lián)大的最后一學期。

  我在聯(lián)大的時候就產生了買相機的想法,我覺得社會學系應該拍照,費先生最先在做江村調查時自己拍了幾張照片,并不是很多。對于搞社會學的人來說,相機是很重要的工具,所以我下決心做攝影了。

  當時的相機很貴,我不敢向家里要錢,我在昆明時曾讓家里寄過一次錢,家里賣了20多擔谷子,相當于2000斤,寄過來之后,過了一個月,物價又漲了,這些錢只夠買兩碗米線了,我嚇壞了,再也不敢向家里要錢。我沒有錢,但一心想著到北平一定要弄臺相機。

  我當時跟化學系一個姓朱的同學學沖印,正值 “一二·一”運動的時候,我看見了很多照片,有現場受傷的,治療的,或者犧牲了的,我們當時把宿舍燈一關當暗房沖膠卷,黑暗的房間里一下子出現個死人的影子,給我的刺激很大。

  真正開始碰相機是到了清華,確切說是“一二·一”周年紀念那天,我借了相機,從清華拍到北大,又趕回來拍紀念晚會,那才算是我攝影之路的開始。

  潘光旦 鋸過腿的“百科全書”

  我們學生和潘光旦、費孝通先生的關系都非常好。大學二年級以后,我就開始上潘光旦、吳澤霖、費孝通先生的專業(yè)課程,學習了工業(yè)、農村、城市等各種有關社會問題的東西。師生關系很好,同學們在課余就常常到老師家里去聊天。

  工作之后,有了工資,我們常常在夏天的禮拜天,先到頤和園游泳,然后買了桃子去魏公村民族學院老師那兒“蹭飯”吃,獲益很多。后來費孝通找過我,讓我回去做社會學,但我說不行了,業(yè)務跟不上了,他們說搞攝影也行,攝影也是社會學的一部分,所以我就一直把攝影搞下去了。

  潘先生博學得就像百科全書,費孝通曾說,我有問題不用查書,只要找潘先生就可以了。

  潘先生小學畢業(yè)就考上了清華學堂,一路念到出國留學。上學期間潘先生因為跳高受傷,右腿給鋸去一截,中間耽誤了一段時間,但他最終赴美留學,得成大家。

  潘先生非常隨和,跟什么人都處得來,我有時也在想,大概一些學者到了一定高度,對社會、對人有超過一般人的看法,對什么都很寬容。他一點脾氣都沒有,還經常自嘲,他曾開玩笑說,有時候少一條腿也少一點麻煩。原來,昆明時期,潘先生住在一間宿舍里,二女兒來昆明城里念附中,沒地方住,他看著女兒才11歲個子不太高,就讓她跟自己一人睡一頭,正好睡在他右腿鋸掉處的空當處,他還開玩笑說是綽綽有余,正好合適。這個故事顯示了他可愛的個性,我到現在還很難忘。

  

  這張照片選自張祖道“江村紀事”系列攝影作品,攝于1957年5月。開弦弓的婦女用腳踏龍骨水車將稻田多余的水排到河里。從圖中可以看到開弦弓的稻田是典型的圩田。也就是在河流、湖泊周邊低洼易澇地區(qū)筑堤圍出的農田。每一圍被水分割包圍的田地稱為一圩。開弦弓村有11個圩,大小從8畝到900余畝不等。

  

  這張照片選自張祖道“江村紀事”系列攝影作品,攝于1957年5月。放學后到田間割羊草的小姑娘徐錫寶。圖中的小屋是開弦弓的“地上葬”。因為土地珍貴且地下水位特別高,人去世之后裝進棺材放在桑樹叢里,再在棺材上蓋一個小屋遮蔽風雨。

  1949年以后,中國展開了民族識別的龐大工程,潘先生之前曾在苗族中調查出一個有著不同風俗習慣的分支,就向民委提出了這個問題。1956年,我作為《新觀察》的記者隨潘先生去四川東南和湖北西南十幾個縣,對土家族進行了識別調查,這次調查后,中央就將土家族列為“單一的少數民族”。我全程陪著潘先生拍照,調查獨家在《新觀察》發(fā)表。

  那兒的路途全是天無三日晴,地無三尺平的山區(qū),走路時,腳指頭還要勾著鉆進泥里,手還要攀著樹干走,我們整天地穿行在高山低谷里,潘先生腿腳不方便,走路都要拄著拐杖,很不容易。我們一個縣一個縣地調查,尋找縣志、族譜,組織茶話會,采訪60歲以上的老人。

  潘先生主要是搞識別,要拍的照片和文章有關,所以,我會拍很多生活用品和場景,比如汲水、喂豬、趕場、筑堤、喊號子、抽悶煙、跳擺手舞等等。我不會刻意去拍人,但會拍廚房里有什么農具,碰到結婚的場面更是要大照了。

  調查很艱難,潘先生也做下來了,他去了盡可能多的地方。他的身體其實并不差,清華的教育一直很重視體育鍛煉,每天必須要鍛煉,這也是我現在87歲了,身體還很好的原因之一,費先生也是一直活到了95歲。

  但是潘先生后來終于還是沒有熬過“文革”。他因為“破壞民族關系”的罪名被打成右派,“文革”中讓他勞動,一個人在菜園里除草,他一條腿沒辦法站住,只能搬一個板凳來坐,但板凳也不讓他坐,只能坐在地上,就感冒了,他的病越來越重,但家被抄了,被子拿不出來,后來費先生拿了一個大衣,一個薄的被褥給他,但最后沒有藥可以救,他死在了費先生的懷里。

  費孝通 社會學調查見證農村變化

  我跟費先生做的幾次調查,很幸運正好都是碰上當地劇烈轉變的時候。1954年第一次和費先生去做調查是在內蒙古呼倫貝爾盟草原,那正是當地的游牧民族從農業(yè)轉工業(yè),游牧轉定居的轉折時期,在土地質量、疾病傳播上有很多變化。費先生寫了《話說呼倫貝爾草原》的系列文章,在《新觀察》上獨家發(fā)表,圖文并茂,讓雜志的銷量增加了不少,主編很高興,認為這樣的形式很好,所以1956年和潘先生那次土家族調查很干脆地答應我去了。

  費孝通去了27次江村,我隨著他去了5次,1957年和1982年的兩次都是重要的轉折期,而1957年那次給我震撼最大。

  費先生1936年第一次去的江蘇吳江,兩年后他在倫敦交出了《江村經濟》,這本書成了社會學的經典之作,但他之后再也沒機會再訪這個造就他學術地位的小村。

  當時,潘光旦等都力勸費先生再回家鄉(xiāng)吳江看看,1957年,費先生終于“重訪江村”,我也有幸目睹了江村剛開始農業(yè)合作化的新貌。

  在吳江,我們坐的還是抗日戰(zhàn)爭時期的那種木炭車,然后再坐船來到江村。在江村做調查非常忙,白天一有陽光我就抓緊拍攝,晚上大家都要做材料總結到深夜,工具一個是打算盤,一個是“手搖計算機”,每天晚上,要扒拉算盤珠子,搖轉手柄千百次,手都搖酸了。

  江村當時合作化里頭有一些問題已經發(fā)生了。本來說可以“三頓大米飯,吃到社會主義”,但是,1956年種的水稻還長勢良好,預期畝產700斤,結果一場臺風后就不行了,產量就降到了559斤,一些家庭感到口糧緊張。

  費先生當時跟我說,他不提什么要求,我就拍村子的生產和生活。因此,我還是用社會學的角度來拍江村的變化,比如合作社里還是保留了一些優(yōu)良的種蠶方法,但是我也看到兒童不上學,背著籮筐到處割草,來喂家里圈養(yǎng)的羊和兔,我也看到河邊上的空船很多,沒有完全被利用起來。

  這些副業(yè)的問題,費先生是很清楚的,他說1936年的開弦弓依靠農副業(yè)雙收入,日子還是過得去的,但是合作化后,農業(yè)增長了61\%,有人感覺日子沒有21年前好過了,他認為問題在于副業(yè)的比例下降了,認為應該恢復副業(yè),增加農民收入來解決中國的農村和土地問題。

  五訪江村 堅持拍攝紀實風格照片

  “文革”后,我又見到了多年未見的費先生,在1982年我們又再訪了一次江村。我拍了很多的橋梁、房子、馬路。1957年的時候只有一個二層樓,1982年時,新建的房子多了100多間,1957年我們都是搖船去的,到了1982年,已經開工要修馬路了,水泥橋也有了,此前的拱形橋也幸好沒去掉。養(yǎng)蠶又有了繅絲車間了。我后來1994年再去江村的時候,那兒已經成立了現代化的繅絲工廠,不過,聽說現在那兒的絲綢業(yè)又開始走下坡路了。

  1982年的時候,我給大隊的干部們看1957年我給他們拍的開弦弓的全體合影,他們都驚喜地叫了起來,照片上那些坐在前排的八九歲的小孩,現在個個都是大隊、公社的青年骨干。他們驚訝的表情我也給照下來了。

  我有幸隨著潘先生、費先生訪問了蒙古族、土家族,先后五訪江村,目睹了蘇南農村的巨變,也補上了我農村、民族的兩堂社會學課,我很感激這兩位老師。

  我是一名攝影師,中國攝影的流變我都經歷過,先是都像我這么拍,后來就擺布,要很多加工,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中國到處都是風光攝影、沙龍攝影,擺拍成風。

  60年了,我的照相一直都沒有變過,我的習慣就是踏踏實實的。我一直都是老老實實地拍紀實風格的照片,把拍攝對象真正介紹給人家,觀眾一看就知道,這是農村。我拍照不是為相機服務,而是為觀眾服務。

  本版張祖道攝影作品由北京明天藝術中心提供

【編輯:姚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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