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已知最大一批林紓親筆未刊手稿看大師的翻譯觀
翻譯,如今是一門時髦的職業(yè)。如果大學沒有翻譯課,那會毀了許多少男少女的夢想。創(chuàng)作難,翻譯其實更難。翻譯是再創(chuàng)作過程,對從事翻譯的人來說外文必須好,中文也不能差。沒有必要的專業(yè)知識和文化修養(yǎng),翻譯這活還真不好干。但林紓從事翻譯職業(yè)似乎純屬“老天爺賞飯”,他根本不會任何外語,但從《巴黎茶花女遺事》因緣巧合的玩票開始,一部接著一部,從此一發(fā)不可收拾。
林紓陸續(xù)翻譯了213 種國外小說,不但高產而且還叫座,經他翻譯的小說無不成為被時人追捧的對象,出版商更是以“林紓所譯西洋小說”、“林琴南先生譯本”、“林先生所譯名家小說”作為促銷噱頭。他所翻譯的西洋小說,在中國近代文學史上幾乎成為一個獨立的文學門類,世人稱其為:“林譯小說”。
這部手稿的作者林紓如果只看他撅著胡子的照片,你會聯(lián)想到這個在經史子集里泡大的精明小老頭。這位老頭文憑真過硬,該有的他都有了,二十八歲應童生試中秀才,三十歲與陳衍同年中舉人,但他絕不是不聞世事、只鉆書本的冬烘先生。他的青年時代,幾乎全是大清戰(zhàn)敗、官府頹唐的壞消息。林紓對時事極為關心,對改造社會抱有極大熱情,在北京科考時即參與了公車上書,又組織詩社,創(chuàng)辦報紙,有多篇新詩大聲呼吁國人奮起。在當時的讀書人中,他是屬于最激越的人,奔忙于時代前列,被人稱為“康黨”!他最終被人們記住,卻還是因為翻譯。
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初夏,林紓因愛妻撒手人寰而郁郁寡歡,幾位好友常來找他聊天,安慰他的孤苦之心。一次,朋友王壽昌忽發(fā)奇想,提出讓林紓翻譯外國小說。另一朋友魏瀚也在一旁攛掇,林紓覺得這絕不可能,自己根本就不懂外文,焉能勝任?但王、魏二人勸說不已,提出由他們口譯,林來筆錄整理。林紓見實在推脫不過,傻傻地冒出一句:“須請我游石鼓山乃可?!?
這點要求不難做到,于是,三人泛舟來到福建本省的風景勝地石鼓山。柳舟之上,王壽昌口譯起一篇法國小仲馬的小說,林紓隨手持筆記錄。于是,影響后世的一部譯著在水上誕生,這就是赫赫有名的《巴黎茶花女遺事》。泛舟湖上的游玩是常有的,但如林紓這般不經意間開啟了自己人生奇異之旅者有幾何?
在當時那個時代,還是非?!吧形摹保谡Z和書面語是不可并論的,寫文章必須遵從文言規(guī)則,像今天我們這樣日??谡Z也能寫進文章的做法,絕不可行。妙就妙在林紓是古文高手,后來反對他的人所用的指斥之語就是“桐城謬種”,但那恰恰說明林紓得過真?zhèn)?,精通文言之法,才得以用極為迅疾的筆速與口譯者同步,達到了“以曲折生動之筆,達渺綿佳使之情”。
林的手稿傳世非常少見,當時即便是商務這樣的大館也沒有復印設備。排版一般都是用手稿制版,作者隨寫隨排,因此能流傳下來的完整手稿就少之又少,以致現(xiàn)存的林紓譯稿幾乎沒有一部是完整。這次保利上拍的這四大本林紓手稿均用顏字行書成稿,筆墨兼參米南宮、蘇東坡諸家筆意,故落筆厚重,樸茂豐潤;而小字結體緊密,線條沉雄而矯健。加之譯稿的多處批改,無意中形成了書法中虛實對應、欹正相依的法則。雖說這只是書家的不經意所為,然正是此中的不經意,卻恰恰流露出譯寫者不同一般的筆墨功夫。
譯稿用半文半白的形式譯成,其中無新式標點,用舊時斷句標點闡譯,從譯稿文風中,能夠明顯看到林紓詮釋西洋小說所一貫采用的桐城派的“古文義法”。手稿中的特殊標注符號,能看出其“開場、伏筆、接筍、結穴”的文風,這與林紓翻譯的成文習慣相當符合,是一部難得的文學珍品。
林紓譯稿從來都是以情節(jié)取勝,他在《洪罕女郎》跋語中指出:大抵西人之為小說,多半敘其風俗,后雜入以實事。風俗者,不同者也;因其不同,而加以點染之方,出以運動之法,等一事也,赫然觀聽異矣。蓋著紙之先,先有伏線,故往往用繞筆醒之。
這部偵探小說情節(jié)的走向,與其上述論斷如出一轍:故事從梅麗湯納的經歷寫起,把白克探長的破案過程寫得滌蕩起伏,絲絲入扣,作者把主人公與加爾達這對父子的恩怨情仇用中國古典文言文精彩地展現(xiàn)出來。文稿中的市井風情詳細而真切,家庭生活豐富多彩,法庭中的答對精妙絕倫,譯文非常符合當“五四”之前中國人的思維和閱讀習慣。
手稿從第六章開始,文字修改之處漸漸多起來,有的是作品內容的微調,有的是出版者將文言盡量白話語調,這樣間接證實了這部譯稿成書于新文學萌芽的年代。翻遍手稿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林紓并不是被動的筆譯者,他積極地參與了理解原文的活動,并以其深厚的文學素養(yǎng),對原著的細微之處體會辨析,因而譯文委婉曲折,極盡其妙。
也許坊間所傳林紓翻譯時“口述者未畢其詞,而紓已書在紙”這種神乎奇技的場面所言不虛,但從這部文稿中特定的修辭、主謂語轉換、甚至文字鋪陳方式的取舍來看,林紓在翻譯過程中對于文字的處理也是經過反復拿捏、刪改,而并非一蹴而就的。比你有天賦的人還比你更努力,正是靠這種天分加汗水的不懈,林紓才能夠在當時眾多的譯者中脫穎而出,成就“譯林盛稱林琴南”的美譽吧。
在林紓生活的那個年代,中國一方面面臨國內政治、文化危機,另一方面面臨國外帝國主義勢力的入侵。一些改革者由于青睞小說的巨大影響力,選擇小說作為他們表達政治思想以及教育民眾的工具。因此,晚清時期的小說翻譯是一項新興而較隨意的事業(yè),譯者多采取的是刪節(jié)、添加或改寫的辦法。事實表明,林紓算得上是一位嚴肅、認真的譯者。由于受晚清時期社會、文化力量和他本人文學觀的影響,他也選擇了當時盛行的翻譯方法。翻遍手稿發(fā)現(xiàn),這部林譯是一個文化互動的典型例子。其一,他有意刪掉了譯文中對女性和有色人種頗具偏見的詞句,這是由他的翻譯目的決定的。如果他一味地忠實原文,將嘉紳的所謂善行翻譯出,會使梅麗湯納的處境大打折扣,使譯文與他的翻譯目的及預期翻譯效果背道而馳。其二,由于自身的社會環(huán)境而刪節(jié)和改寫了原作的宗教內容。但總的來看,林紓迎合了譯文讀者的政治需求和文學傾向。他的一系列翻譯決定了他與教育民眾、改良社會的翻譯目的密切相關,這就是林紓歸化的翻譯觀。
錢鍾書先生說過:林紓是古文家,他的朋友們稱他能用“古文”來譯外國小說,“古文”是中國文學史上的術語,尤其在明、清兩代,有特殊而狹隘的涵義。并非一切文言都算“古文”,同時,在某種條件下,“古文”也不一定跟白話對立。
從《林紓手稿》里我們看到了“五四”先賢們的走過的路。在教授也讀錯別字得的今天,回頭再讀讀古文挺重要的,因為文言讀不通,白話自然也好不了。別看不起林紓是個不懂外文的翻譯,畢竟沒有林紓的翻譯,《茶花女》不知道什么時候才能傳到中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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