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真的“審判”

王亨的近期繪畫

田萌

假如我按照理智行事，那么就不會發(fā)生后來的事，所有想要發(fā)生的事都無從發(fā)生。

——弗蘭茨·卡夫卡《審判》

《旁聽席》 150x140cm 布面丙烯 2023

和很多讀者一樣，王亨在卡夫卡的《審判》中感到了一種荒誕的氛圍。K先生在早上遭遇了“毫無理由”的被捕之后，試圖使一切恢復到原有的秩序中，并認為如果自身足夠的理智便不會發(fā)生后來的一切。然而，在一個荒誕的世界里，個人的理智與行為并不會導向一種真正的秩序，個體的命運更像處在一個迷宮之中。

與小說的敘事不同，王亨沒有將繪畫錨定在一個具體的司法事件中，也沒有虛構一個具體事件的因果關系，而是通過對某些藝術史圖像的解構與重構來提出誰擁有審判的權力，以及這種權力是如何施行的。其中，她引入的藝術史圖像包括米格爾·甘博里諾創(chuàng)作于1813年的版畫《刺殺五名瓦倫西亞僧侶》、弗朗西斯科·戈雅創(chuàng)作于1814年的《1808年5月3日在馬德里》，以及愛德華·馬奈創(chuàng)作于1868年的《處決馬克西米利安皇帝》等。藝術史上的這些圖像的相似并非偶然，而是藝術家之間有意識地采取相似的構圖，以揭示不同事件中的類似的主題，比如權力與暴力之間的關系。

《戈雅的1808》 130x150cm 布面丙烯 2024

王亨延續(xù)了藝術史上那些藝術家們的方法，只不過她或是將這些作品解構作為展示的背景，或是將作品的圖像支解再重構，又或是通過另一種形式演繹，如此等等。這些圖像所呈現的槍決事件，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類處于向現代社會過渡階段的沖突——國家與民族的沖突、皇權與民主之間的沖突、宗教之間的沖突，等等。過渡時期的沖突常常造成一種野蠻的現實，正義與邪惡不再那樣清晰地顯現于人們的頭腦之中。借由對這些藝術史圖像的處理，王亨引入了她所關心的審判與正義的當代思考。

經過過渡時期的沖突之后，人類宣告進入了一個全新的現代社會。社會就像機器一樣精密且有序，似乎一切變得完美。然而，在這其中卻隱含了一種不被人輕易覺察的危機。這種危機只有那些極其敏感的人們能夠洞察到，諸如卡夫卡這樣的小說家。精密的完美之中卻存在著一種系統(tǒng)性的缺陷，就像沒有誰能說得清楚K先生究竟犯了什么罪，但他卻依然被判了刑。王亨曾有協(xié)助律師工作的經驗，因而讀卡夫卡的《審判》時，并不覺得這是一個虛構的世界。她也得出與米蘭·昆德拉一樣的認識，即，卡夫卡的小說是當今社會的預言，其小說的世界與人物以另一種形式顯現于我們所生活的世界。

《soft wall》 150x180cm 布面丙烯 2024

借由藝術史的圖像提出問題之后，王亨又將繪畫的目光投向了法庭道具與法庭空間，諸如法袍、假發(fā)套、旁聽席、審訊室等等。這些物體并非以寫實的方式呈現，而是經過了一系列變形或抽象的加工處理。通過這樣的形式處理，我們看見的并不是這些具體的道具或空間的再現，而是藝術家對這些道具和空間的理解形式，比如空心的法袍、凌亂的假發(fā)套、幽靈漂浮的審訊室等。就像對這些道具與空間的語言修辭一樣，王亨繪畫中的變形或抽象也是一種視覺修辭，是對法庭的一套正義象征體系的重新解讀。

《拼湊的現場》 100x130cm 布面丙烯 2024

通知K先生被捕的看守堅定地說：“這就是法律，怎么會弄錯呢。”然而，不僅這兩位看守，直到K先生被槍斃也從沒有誰能清晰告訴他到底犯了什么罪。這是一場失真的“審判”，又是一場真實的審判。王亨在這一點上確信了小說是“真實”的，也因而進一步通過一些對“證據”的繪畫來回應她對法庭道具與法庭空間的理解。這些“證據”并不是證據本身，而是通過放大、裁切或重組使其變得不那么清晰與肯定。“證據”在繪畫中不再是對事實的確認，而變成了一種視覺形式本身。“證據”的不可證實性在一幀取自安東·尼奧尼的電影《放大》的圖像中得到了充分的說明。那么，“證據”的不可證實性是證據本身的問題還是其它？這是王亨留給我們思考的空間。

《關鍵證據》 80x100cm 布面丙烯 2024

王亨的繪畫通過對藝術史圖像的解構與重構、對法庭道具和法庭空間的修辭，以及對“證據”的不可證實性的揭示，為人們營造了對“審判”議題思考的空間。這個命題固然是宏大的，但卻也是具體的——這對王亨來說更是切身的經驗。

2024年7月30日星期二

王亨
Wang Heng

王亨，女，2019年畢業(yè)于四川美術學院油畫系，碩士學位?，F工作生活于成都。曾于2015年獲北京民生美術館開幕展銅獎等。